浅析拜占庭帝国时期宗教政策与西部边疆文化同化的过程
虽然约翰于1143年意外死亡，避免了拜占庭帝国和东征十字军之间的对抗，但这并没有直接影响帝国与十字军国家信任问题的解决和帝国政策的方向。
为了保证帝国稳定，约翰将小儿子曼努埃尔与十字军国家联姻从而在东方获得了一个新的领地。
约翰还通过曼努埃尔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姻巩固了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联盟，这两个联合对帝国在东方的扩张方面至关重要。
之后，曼努埃尔以占领东方安条克和神圣罗马帝国与西方的联盟为基础，继续他的父亲恢复帝国荣耀的战略。
约翰二世通过武力监管、加固防御和制定合约的方式暂时压制了在拜占庭境内十字军的胡作非为，在其统治期间确保了双方之间相对和平的局面。
在11-12世纪，拜占庭西方国家的宗教建筑以及教会内部装饰都倾向于模仿拜占庭的风格。
在壁画和宗教偶像形象上也逐渐追求拜占庭一直以来流行的对称艺术风格，随十字军前往拜占庭成为一种潮流。
西方的货币图案也效仿拜占庭的双面王图案，还有自由站立的雕塑形象，文字，翻译拜占庭希腊文小说，世俗艺术等等。
科穆宁时代见证了慢慢的变多的西方人前往拜占庭，许多人在拜占庭军队服役，而其他则大部分是商人，活跃在拜占庭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地方。
然而，西方人在拜占庭的存在并不限于雇佣军和商人，约翰二世时期大量文学作品表明，君士坦丁堡不仅是雇佣兵、商人和朝圣者的汇聚区，还有许多文学家和文职官员。
众所周知，从约翰二世时期开始特别是在曼努埃尔统治时期，前往拜占庭学习的旅者中就包括了许多学者和翻译家。
许多文学家的意大利血统证实了意大利半岛是拜占庭和西方之间的桥梁。君士坦丁堡是学习希腊语的完美场所，有图书馆和教学机构，文学家们能够找到大量手稿和相关教师。
安娜·科穆宁在《阿莱克修斯一世传》中说，阿莱克修斯一世重建了许多学校，这中间还包括一所文法学校，在那里所有种族的孤儿都可接受希腊语的教育。
在这个孤儿群体中安娜特意强调了塞西亚人和佩切涅格人，这两个民族都是刚被他的父亲打败的，也许她想强调的是，无论哪个民族只要融入帝国的地方都将被希腊化。
公民个人有机会在其中一所学校学习来提高他们的希腊语知识，另外，慢慢的变多的妇女和在君士坦丁堡的传教者以及其他外来者创造了以希腊语作为外语进行教学的必要。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并不是西方人唯一能学习希腊语的地方，西西里岛的诺曼王国被看作希腊和拉丁文化之间最重要的接触点。
对在拜占庭担任文职的官员来说，为了与其他西方人交流，帝国政府要求这些人具备语言技能和西方文化背景，还需要有能力阅读并编写官方文书，主要是拉丁文的外交信件。
保存下来最早的双语官方文件是1139年拜占庭寄给教皇英诺森二世的一封信，这些信应该是用拉丁文起草的，因为收件人可能没办法读懂希腊文。
第一个向西方发送双语公函的例子可以追溯到约翰二世统治时期，他给西方君主发了许多信，要么是寻求他们的联盟，要么是招募更多的雇佣兵。
拜占庭和西方之间持续不断的增加的接触是需要用拉丁文读和写信的重要原因。拜占庭政府不仅雇佣雇佣兵，而且也雇佣在拜占庭首都追求自己利益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出现早于曼努埃尔皇帝的统治，应该是阿莱克修斯一世亲西方政策的结果。
事实证明约翰二世统治的科穆宁王朝是拜占庭帝国接收拉丁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特殊拉丁化的开端。在西欧，希腊知识的传播是导致12世纪文艺复兴的重要原因。
1118-1143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约翰二世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他对神学教义和宗教争论并不像阿莱克修斯一世那样感兴趣。
在统治期间他将宗教事务放心的交给大主教和神职人员去管理，但当某些宗教事务触及到国家政治或经济利益时约翰二世就会予以干涉。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这类宗教事务感兴趣，而是这类事务与国家利益攸关，例如希腊与拉丁教会在宗教上的联合事件。
以及组织希腊与拉丁教会间的神学辩论之类，目的是安抚拉丁国家维护帝国边疆稳定。
约翰二世和他的皇后热衷于宗教的慈善事业，他们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教堂，这中间还包括位于首都的潘托克拉托尔基督修道院，意译为全能者基督修道院，今天的泽伊雷克寺。
伊琳娜皇后以约翰二世的名义在此修建的修道院，包括教堂、国家图书馆和医院。伊琳娜过世之后，约翰二世在教堂的北面又修建了对外开放的仁慈堂。
1136年增建圣米迦勒小教堂，用来连接主教堂和仁慈堂，作为科穆宁王朝和巴列奥略王朝的皇家陵墓，约翰二世夫妇、约翰五世等多位皇帝、皇后安葬于此。
另外，还有一座配有五所病房的医院隶属于这座修道院，并向所有社会阶层的公众开放。医院里有许多不是修道士的专业医生信徒在这里工作。
因此这座由三座教堂组成的修道院，被后人誉为拜占庭帝国统治中期在君士坦丁堡最重要最富影响力的建筑之一。
阿莱克修斯统治晚期将保罗派和博格米派归入异端进行迫害，到了约翰二世统治时期尽管对这两派异端的迫害政策仍然生效，但没有记录表明在约翰当政期间有具体实际的迫害行为。
仅仅是在1140年由君士坦丁堡主教焚烧了一位已故僧侣的藏书，因为这些书里中包含了博格米派宗教教义的内容。
约翰的宗教政策，简单来说就是无为而治，在继承其父大部分宗教管理政策的同时，偶尔利用宗教来缓和国际冲突维护国家利益。
拜占庭帝国这一时期宗教的良好发展和文化的迅速传播，进一步提升了帝国的国际地位，在同化周边民族价值观的同时，使他们产生一种敬畏和归属感。
无意识的产生对拜占庭帝国的依赖和认同，在本国与拜占庭发生冲突时更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学界有些学者觉得，拜占庭帝国在1081-1204年是文化辉煌，但经济颓废时期。
九、十世纪是帝国的繁荣时期，当时帝国主要由巴尔干半岛、爱琴海群岛和小亚细亚组成，农业依赖于自由的农民，并为其陆军和海军提供了人力。
国家拥有重要的城市生活，收入乐观，铸币稳定，对其广泛的内外贸易有良好的控制。但到了12世纪，帝国失去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领土。
而小亚细亚在当时已成为其农业、军事和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因素。小农经济主要掌握在封建大亨手中，帝国领导人指挥着极其昂贵但又不可靠的雇佣兵。
国家的海外商业贸易已落入意大利商人的控制之下。收入的减少使帝国没办法承受费用增加给它带来的压力。
为了缩小差额政府于是用铸币贬值来弥补空缺，这进一步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混乱。
以上是拜占庭10世纪的经济大势，但在科穆宁王朝三位君主的努力之下，尤其是1118-1143年约翰二世统治时期，国家经济还是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这可以从当时的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现中略知一二。从九、十世纪开始，帝国虽然失去了意大利南部省份和小亚细亚中部高原，但它却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内部，塞浦路斯。
保留了对克里米亚和邻近俄罗斯南部区域某种形式的控制。这些地区包括沿海平原和中部高原上的河谷，都对拜占庭经济有明显的影响。
根据当时的植物结构图与人口密度图，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年降水量、自然植被、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态势良好。
其中人口最稠密、水最充足、天然植被最有利、土地用途最有效最多样的地区，大多分布在在私人土地。
事实上，拜占庭中期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即庞大的、本质上是军事主题的单位，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孤立区域，而是与先进的城市经济相协调的。
因此，即使在10和11世纪帝国经济有所下滑，但到了约翰二世统治时期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城市复苏现象慢慢的出现，这种类似于军区制的管理方式是学者觉得经济回转的关键原因。
中世纪和现代作家都描述过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12世纪军队中有相当可观的雇佣兵比例。
尽管人们可能怀疑其中有许多人仅仅被雇用于某一次特定的军事战争，但拜占庭人自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军事事业的吸引力——这种雇佣形式会加速货币的流通，活跃经济。
与之类似，被科穆宁王朝忽视的海军，也具有同样的经济意义，雇佣兵作为受赠方提供的兵役弥补了国家放弃税收权利的损失。
在国家政府内部，科穆宁王朝复兴武装部队的同时，还对民政和军事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
为了更全面地整合帝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约翰所采用的手段与前政权的政策相比更侧重于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任何直接的经济政策。
大领主利益的增长对中央政府的潜在政治和经济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一旦王朝建立起来，这种不相容就会继续存在，甚至会增长，因此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持政府的稳定。
帝国西部的基督教国家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他们在地中海区域能够发挥积极甚至决定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
得益于帝国的地理位置，君士坦丁堡横跨南北贸易主轴，只要帝国拥有小亚细亚南部、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南部的大部分或全部战略港口。
它就能控制东西方贸易几乎全部的航路。贸易路线的改变开始加强帝国直接和间接提供贸易物资的交通优势，这在其总收入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
十二世纪中叶西班牙犹太人图德拉本雅明的作品，以及讽刺小说家提马里奥的作品，都证实了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的重要国际地位。
尽管没有具体数字表明拜占庭在地中海贸易中所占的相对比例，但帝国的经济比它的大多数邻国，以及它的所有西方和北方邻国都要先进。
12世纪的书面证据说明，拜占庭向西方商人提供优惠关税，威尼斯人免征4%，比萨人和热那亚人4%，而不是误传的10%。
进一步促成一笔可观的交易，东西方贸易的总体增长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长期贸易增长会起到弥补短期关税落差的作用。
对于短期的损失，至少在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例子中，我们该注意到帝国内许多外国商人的居住和经营会带来难以衡量的好处：资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
由于海关特许经营本身的倾向，导致西方对拜占庭产品需求的增加，刺激拜占庭经济生产或进一步增长。因此洛佩兹认为，在整个12世纪里拜占庭在贸易差额中长期处在有利地位。
拜占庭帝国的铸币在12世纪达到了数量上和复杂性的顶峰。贵金属(这里主要指黄金和白银)在该世纪上半叶呈上升趋势。
随后趋于平稳，但至少在平稳后的五年里没再次出现任何急剧下降的迹象。铸币贬值在某些特定时期是一种比稳定而僵化、稀疏的交换手段更为灵活、更有效的经济手段。
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以来，对多瑙河下游地区的控制程度明显地增加，我们注意到在12世纪期间，塞浦路斯宗教团体和教堂的建立、捐赠和装饰日益频繁。
这可归因于该岛日益重要的政治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帝国对该地区投资兴趣的增强，但更有说服力的是下面这种解释。
这一现象是在经济甚至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得来的，该时期是城市人口、工业和贸易扩张的时期，尤其是在欧洲各省。
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资料中对这一假设加以佐证，戈泰因公开了一位犹太移民1137年在以色列塞勒西亚写的一封信，塞勒西亚在当时是拜占庭一个具备极其重大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省份。
在这封信中，这位移民描述了他目前的财富状况，并鼓励他在开罗的亲戚效法他和其他的十一个已知的犹太人移民到拜占庭帝国。
戈泰因评论道：“这反映了拜占庭帝国在科穆宁王朝统治之后六十年以来的相对安全和繁荣状况。”
11世纪和12世纪代表了拜占庭式商业发展的最高峰，西方欧洲正经历着人口和生活水平的普遍而明显的增长，因此，它们应该更有能力购买进口商品，并用原料产品出口来支付货款。
甚至有的人觉得，与北非国家的贸易顺差使帝国获得了黄金盈余，这种猜测也是合理的。复杂的海上交通线，即使最初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建立，后来也很难脱离商业用途。
为了抵消人口增长对帝国和东方的不利影响，在黎凡特建立十字军国家对西方基督教国家来说十分必要。
事实上，城市扩张本身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的许多先决条件已经存在，保加利亚在拜占庭占领一个半世纪的之后，已经完全融入了拜占庭系统。
如此稳固以致于后来脱离拜占庭统治的独立战争也只是而没有对拜占庭经济发展产生不好的影响，其产品的自然出口还是以黑海和北部爱琴海的港口为主。
综上我们大家可以得知拜占庭的经济生活在整个11和12世纪快速地发展，但这种扩张很快随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而结束。
12世纪拜占庭帝国军区制瓦解，普罗尼亚制大发展，大家族势力兴起，军事贵族势力取代官僚势力决定帝国的管理体制，拜占庭与四周的国家关系复杂多变。
外部势力不断威胁帝国西部边疆，经其经略近三十年后，约翰二世交给曼努埃尔一世的是一个重新在东地中海享有大国地位的帝国。
约翰二世的西部边疆经略措施的形成，既受当时复杂的国家外部环境影响，同时也受拜占庭国内的社会环境，以及约翰二世个性风格的影响。
综观这一时期的西部边疆治理策略，我们大家可以发现，约翰二世面对西部边疆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以及佩切涅格人等周边民族的蚕食侵扰。
同时还面对着声势浩大的十字军东征时，约翰二世采用了加强军事防御线的职能，通过匈牙利战争、塞尔维亚战争，化解了多瑙河防线的外族入侵危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